关于取消房地产购买限制的争议，不是其效用的问题，而是是否该取消限制，尤其是对于一线城市的限制。必须考虑其中的风险，特别是是否会导致重回投机炒房的情形。

中国的一些专家，如孟晓苏与任泽平，坚持主张取消所有限制，认为这是挽救房地产市场的最佳策略。孟晓苏作为国家房地产改革课题组的负责人，持有具有影响力的观点。在一次采访中，他提出，房地产市场的需求被购买限制所抑制，并非处于正常状态。他质疑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存在，并提议取消购买限制以验证。

任泽平作为市场经济理论的支持者，主张经济市场应当解除管制，反对市场受控。他们的观点合理，但关键问题是时机尚未成熟。

所谓时机不成熟，可以用1980年代中国物资短缺的情形为例，如果那时候完全解除管制，实行市场化，可能会导致通过特殊途径或非法手段获利的现象大量出现。

近期，彭博社等国际媒体预测中国将取消房地产购买限制。实际上，他们并非拥有任何内部信息，作为局外人，他们的观点更为客观。

当前，中国接近取消房地产购买限制的时刻。有观点认为，这是由于经济增长压力过大，但实际上，尽管房地产市场对经济有一定拖累，中国经济依旧稳定。

决策层拥有足够智慧和战略定力，不会在时机未到时匆忙取消购买限制。我们甚至可以认为，决策层一直在筹划一个大局，目的是在全面取消购买限制的同时，确保房地产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，避免系统性风险，防止重回投机炒房的老路。

取消限购的时机之所以成熟，是因为发生了三件重大事件。

首先，地方债务问题得到了稳定。这对中国金融系统的整体安全极为关键。虽然国债规模较小，地方债务和隐性城投债务的规模却远大于国债，一些观察家甚至认为这是房地产市场之外的一个更大的风险源。最近，一些地方城投和资金平台开始大量出售房产，这是否意味着风险清算之后即将取消购买限制？

其次，二手房市场已经成功超越新房市场，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。这一点非常关键，因为市场调节，而非长期的购买限制，才是对抗投机炒房的最佳手段。长期的购买限制只会降低市场流动性，对整个市场造成伤害。例如，房地产开发商已经因为限制而面临巨大压力。

再者，房地产新模式初步形成规模。许多人未能理解房地产新模式的真正优势所在。简言之，新模式的两个核心要点是规模化、市场化的租房运营和大量保障房的市场投入。这可以视为政府利用市场手段增加供给，稳定价格，减少投机炒房的空间，其方式类似于历史上官府对粮价的调控。

同时，即使取消购买限制，政府仍将保留差别化的利率政策，比如对首套房和改善型需求提供优惠支持，而对于第二套或更多住房的贷款利率自然会更高。

此外，关于取消购买限制，过去一年已经进行了大量制度准备，例如“认房不认贷”等政策。这正是今年工作报告强调的加强房地产市场制度建设的意义，减少依赖政策性管控手段，转向市场调节和制度性保障。

长期依赖政策性管控的弊端非常明显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非常规手段。尤其是自2011年以来，市场反复出现的“管则死，放则涨”的恶性循环，需要我们高度警惕。

因此，当维护健康、正常的房地产市场条件已经成熟时，依然大量使用政策性管控似乎没有必要。

有人可能会询问，大约会在何时取消限购？预计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实施。